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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胜娱乐国际网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追寻“我们”的根源》

2020-01-09 10:37:31     来源:试玩cq9传奇电子网站
同在上述问题脉络之中,姚大力新著《追寻“我们”的根源》,则围绕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及其复杂的关系问题,追寻今日中国之根源。撰文 | 裴自余《追寻“我们”的根源》作者:姚大力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月多元的中国“从南到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对历史中国的讨论,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是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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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胜娱乐国际网址,何为中国?中国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始终是近代以来重要的思想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关于“中国”的论述更是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宅兹中国》《说中国》《我们的中国》《何以中国》等以“中国”为题的著作纷至沓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着各种版本的中国故事。

同在上述问题脉络之中,姚大力新著《追寻“我们”的根源》,则围绕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及其复杂的关系问题,追寻今日中国之根源。

撰文 | 裴自余

《追寻“我们”的根源》

作者:姚大力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月

多元的中国

“从南到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

对历史中国的讨论,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是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并不存在一个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与今日中国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决不能变小的中国。当代中国是历史地形成的,著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形成的漫长历史用“从南到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三个主题词来概括。

所谓从南到北,是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前沿成果发现,现代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今天中国境内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四五万年前从南部边界地区进入中国的不多的几批祖先的后裔。他们自南向北展开,在全国留下许多史前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璀璨画面。

这一进程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随着华北夏商周三代的兴起而结束,由此历史变迁开始转变为“由北到南”。约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华北各地史前文化发育成以“三代”著称的早期华夏文明;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华夏逐渐扩大势力范围,确立起中国经济文化核心的地位,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政权,开始把远超出华夏文明地域的范围疆土置于统治之下;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华夏文明从华北向南方社会全面渗透,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推动东部中国经济文化均质化的进程,但在将西北部纳入版图的努力并不成功。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南方超越北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完成。不过这一传统的历史叙事其实只说出了“我们”的一半起源的故事,对理解今日中国而言,还有一个“自东往西”的过程,这就是西部及西北各地区先后被元、清等政权稳固地整合到中央王朝的疆域结构之中的历史。

如此粗线条的勾勒,也可见到“中国”的含义是在不断变化的。最早出现在何尊铭文上的“中国”,原指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后来指关东即函谷关或后来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第三层含义则指包括了关中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第四,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版图,后来也指南迁后立足于南部中国的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包括但不限于汉地社会和汉文化区域;第五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向外扩展其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及其文化,也即汉语人群和汉文化。实际上,著者还提出中国的第六种含义,也即超越具体的王朝实体而带有抽象品格的国家观念,一个历时性的共同体。王朝中国和汉族中国紧密相连但又不可混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绝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

百年前的北京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壁有用梵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汉文、西夏文等六种文字篆刻的陀罗尼经咒文。图 / 视觉中国

两种国家建构模式

汉唐帝国与内亚边疆帝国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越来越为大众所知悉。它基本把现代中国分为面积差不多的东西两半,是中国人口分布特征的著名划分线,也大致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的划分线。关于中国疆域结构的这种二分化,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也有异曲同工的刻画。就认识中国内部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格局而言,拉铁摩尔线——上半段是蜿蜒长城,下半段从明长城西段嘉峪关横切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东南行,由青藏高原东缘界线所构成——作为长城边疆的一部分,可能比胡焕庸线更贴近不同生态-人群-文化区域的实际分布形式。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作者:[美] 拉铁摩尔

译者:唐晓峰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著者指出,中国目前标准历史叙事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看作只是汉唐帝国这样一种模式不断演化与拓展的过程。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曾存在两种不同的帝国模式,各自起源、发育于中国东部的雨养农业区域,以及位于它以西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前者是以秦-汉-隋-唐-宋-明等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后者则是崛起于汉族帝国边疆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近现代中国版图就由这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参与的国家建构过程所型塑的。

汉唐帝国模式的国家建构到唐代形成一个巅峰。唐的疆域可以分为府县建制地区和羁縻地区。唐和唐以后的汉族帝国设置府州建制的地区,基本不超过“拉铁摩尔线”之西。这与府州建制所必须依赖的汉族移民没有能力越出雨养农业区边界而继续向外扩张的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被置于羁縻体系下的地区和人群要么经由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过程而逐渐内地化,并最终被纳入国家版图;要么转化为对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羁縻地区遵循这两种不同路径而朝不同方向演变的分界线,与拉铁摩尔线也基本一致。既然如此,西部中国的广大幅员又怎样变成中国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这恰恰是因为有崛起于中国内亚的边疆帝国参与了中国国家建构活动的缘故。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这些北族王朝可以公元十世纪上半叶为界,分为“渗透型”和“征服型”两种类型。前者如五代十六国中的许多王朝,后者则以辽金元清为代表。与渗透型王朝不同之处在于,征服型王朝在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的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延伸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身族裔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具有更显著的族裔本位主义意识。内亚边疆帝国模式主要是征服型王朝所建构的。

《我们的中国:

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

作者:李零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6月

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在治理汉地方面基本上包纳了汉唐帝国治理模式,而它多于汉唐帝国模式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内陆亚洲部分贯彻国家主权、实施国家治理的一套制度体系,元代是宣政院,在清代以理藩院为其执行机构。理藩院所管,涉及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等各方面的当地事务。这些都是汉唐式帝国在府县建制之外的地区从未履行过的国家职能及权力。中国的内亚帝国模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标,与汉唐帝国模式也大不相同。

后者一直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整个地覆盖全部国家版图作为远期目标。而前者则奉行文化多元主义和分而治之的策略,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治理体制。如清朝创造性地将郡县制之外的朝贡区域分为三个不同的治理空间:传统的土司地区、由理藩院治理的“外藩各部”、不负治理责任的“域外朝贡诸国”。清代疆域基本上由现代中国所继承,由此中国也成为世界史上少有的几乎完整保留着自己帝国时代版图的现代国家。

可见,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之间并不是对等的关系,相反,汉唐帝国所代表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完全被内亚边疆帝国模式所吸纳和包含。这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转换,其历史重要性可能大大被低估了。就现代中国的根源而言,史学界津津乐道的唐宋变革论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内亚边疆帝国模式的历史影响更为深远。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作者:葛兆光

版本:中华书局 2011年2月

重估元朝

内亚边疆帝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内亚边疆帝国主要是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所统治的,带有鲜明的族裔本位意识,汉族人群只不过是其治下的一部分臣民,它直接冲击了以汉族或汉文明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加剧了各族群认同和中国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此引发出一个疑问:征服了汉地和汉族的王朝,特别是蒙元、满清还是中国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蒙元满清的中国并不是汉唐宋明的中国,著者所肯定的理由也不完全等同于以往诉诸“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至上主义的汉化老故事。

著者指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家认同在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之前很久,早已发育得相当成熟了。这种国家认同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忠君即爱国。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宗庙社稷,是传统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第三个层面,则是指向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历时性共同体的“中国”,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没有结束。因而有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这一层面具有从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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